可以说，人权法是渗透在各个部门法中的综合性的法规范体系，具有混合法的结构。
从规范的角度说，似有必要制定一部《宪法修改程序法》，将宪法第64条规定的宪法修改程序具体化。[29]2004年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对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就是这样。
（三）修正案方式 与前三部宪法有所不同的是，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程序，且第一次规定了宪法修改的提议程序，这体现了修宪者反对轻易修改宪法、维护宪法稳定的意图。[7]由于修正案不改动、也不提及被修改的原文，使得人们只有在前后比较后方能确定宪法的含义，而这种比较在很多时候并非易事。摘要: 全国人大自1988年以来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应该说，这也是关系到维护宪法尊严的问题。因为它每次都提到要将1978年宪法的原文改为新的内容。
[14]1988年宪法修改也贯彻了这个主导思想。一个是修正案修正后的宪法，这是工作文本，是为了便于使用查阅。第二，规则之间矛盾，即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
而为了维持自我保存，必须具备近乎平等的自然事实以及必要的自然权利（人身、财产和承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进而建立起自然事实与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联。这项规范存在两点问题：一是经监察机关审批表述不明，究竟是经本级监察机关审批还是上级监察机关审批？二是监察机关审批依然属于内部监督，内部监督太弱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否允许律师介入是有关高效反腐与人权保障权衡的最激烈的争点。现代理性自然法理论已经跳脱了古典自然法极端的一元方法论和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范畴，走向二元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法哲学方向。
在经历实证主义将近一个世纪的压制之后，复兴自然法的学者敏锐的察觉到，自然法只有与人类生活相联系时才是有意义的，要辨清和阐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活动所遵循的自然法，这种活动被我描述为‘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视野'。法治的固有含义，是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的，因此，在监察留置规则设计、解释和运用的过程中，应合理吸收《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义务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以补正公权力规制的不足，同时也要考虑到保障人权因素，建立健全留置措施的外部监督机制，塑造符合法治反腐需要的留置规则体系。
制定法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类智慧成果，但这类成果也有它的局限，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缔造出一部完美的法律，虽然正义与法律的内容大多一致，但法律却也常常欠缺正义。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律师在法治反腐推进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便出于案件特殊性的考量，也不宜一般性的排除律师介入的可能性。用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取代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后，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侦查人员整体转隶至监察委员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留置可以说直接取代了原本侦查阶段的逮捕措施，只是适用的法律以及启动的条件存在差异。其三，遵守实在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先在的法的观念，即自然法。
沿着这种思路，富勒提出了程序自然法应当具备的八项品质，分别是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非溯及既往性、非矛盾性、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既然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强制措施，适用的规则当然也可以不同。（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及其程序自然法标准 真实世界几乎不存在使规则自洽的充分条件。因此，留置并不能完全替代两规，两规的规范依据也没有被完全废除。
至于通缉的决定权，考虑到反腐权利集中的需要结合，比照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16条的规定，将之交由监察机关行使是妥当的。自然法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真理（veritas una），而是运用理性重新定义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即法是前提意义上的理性的产物，……，一项法律根据它所具有的理性产物的属性的完整和直接程度的不同，是不同程度的法。
因为既然立法者人为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同等适用留置措施，为了保证反腐的彻底性，按理说也应当让留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囊括加功严重职务违法行为者。尽管公职人员需要承担依法履职、遵守纪律、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等法律和道德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对公职人员进行追责时，可以提前适用类似逮捕的限制公职人员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入职宣誓时概括的放弃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19世纪初叶以前的自然法立场是飘忽不定的，自然法时而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制定法，时而又刚好反过来，致力于与制定法的斗争。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改革后留置措施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的对象为全体公职人员。问题是，在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留置之后，如何对相关规则进行配置，从而解决规则内部冲突以及规则与规则之间冲突的问题呢？ 第一，就前述规则内矛盾而言，在实施细则或解释明确针对严重职务违法的留置和针对职务犯罪的留置属于不同性质的强制措施，并且设置不同的适用规则之后，相关问题也会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在促成高效反腐、追求实质真实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留置规则的程序设置能否有效的保护被留置者的人权，这才是围绕当前监察留置规则争议所隐含的最为重要问题。毋庸置疑，从核心构造来看，自然法与实在法存在天然的隔阂，因为自然法是先于所有这些规则和法则而存在的。然而，未竞的问题是，留置作为取代两规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适用范围设置是否合理、适用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以及对被留置对象的程序保障否充分？表面上看，上述问题似乎都是见仁见智的程序设计问题。
正因为如此，监察体制机制的构建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高效反腐与人权保障博弈和权衡的过程，其关键在于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为避免有意或者无意的矛盾，法律规则的制定者必须谨慎推演规则适用的情境，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也是规则完善所不可或缺的步骤。
处理职务犯罪的强制措施是逮捕，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的性质是刑事措施。笔者认为，在留置规则重塑时应当采纳方案二，主要理由是：第一，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立法的稳定性，有助于法治反腐的持续推进。
此外，留置批准权与执行权集中的同时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存在法治隐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上在发现实质真实和保障人权价值取向方面，更侧重于发现实质真实，……，以便于查清案件为主要价值取向。
第二，《监察法》第22条虽然笼统的规定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均适用留置，但并不排斥通过实施细则或解释的方式，对留置的适用情形进行细分，使其更加完善。问题是，两规与留置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官方多次申明用留置取代‘两规的基本立场，实践中，各地方也积极执行留置措施，纷纷总结留置经验和出台留置措施的实施规范。本条属于法律拟制，即行贿者或者参与共同职务犯罪的人员可能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但基于共犯关系，依然将这些行为人纳入留置的范围。但笔者认为，用留置取代‘两规所释明的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使用条件、审批程序、使用期限进行严格限制，从而切实有效的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对象的合法权利。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渐接近尾声，两规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少，相应的，留置的适用也随之增多，这从客观上反映出用留置取代‘两规是一种整体性的趋势。毋庸置疑，同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留置较之两规更加符合法治反腐的要求，在《监察法》涉及留置措施的7个条文中，仅有2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其余5条都是义务性规范或者禁止性规范，旨在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在现代代议制模式下，立法决策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一部法律在表决通过之时，很难获得所有立法参与者的共同支持，更遑论让所有公众都认可。如前分析，《监察法》中的留置规则存在不自洽的问题，这种不完全法治化的留置措施，虽然实效了反腐的集中与高效，但却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法律中的矛盾与法法衔接等问题，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恐存在有违法治的风险。
事实上，在试点期间，不同地方留置审批的规定也存在差异，如浙江省由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山西省则是提交监察委员会执纪审查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在《监察法》尚未作出细化规定的情况下，审批机关不统一的情况是否还会存在依然值得怀疑。《监察法》中的留置是在保留《行政监察法》两指措施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吸收了《刑事诉讼法》有关逮捕羁押措施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措施的实施权转隶给监察委员会，但是措施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机理却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
只有如此，才能够从实质上解决留置规则同一化所引发的内部规则冲突，为留置规则的内部自洽清除障碍。《监察法》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是2016年11月以来法治反腐经验的结晶，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同时纳入留置范围，符合高效反腐与人权保障权衡的结果。再如，对共同加功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不法行为分别选择性适用留置措施，也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进行解释。《监察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因此，在保留内部监督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外部监督机制以确保留置措施的妥当运用，是化解留置适用的法治隐忧的必然举措。因此，即便《监察法》不允许律师介入后带来不利于被留置人的后果，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补正监督机制，通过强化对留置后监察机关行为的监督，也能够实现对被留置人人权保障的目的。
然而，将留置批准权与执行权集中之后，还有必要建立留置监督机制（尤其是外部监督机制），如此才能够防止因权力集中而滥用留置。为了实现法法衔接的目标，随后即将修改的应当是《刑事诉讼法》，即通过对其中涉及到职务犯罪监察、法律监督部分的内容进行增、改、废，使得《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能够有效衔接。
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每个人都是自己价值判断的主导者，个体作出道德判断，持有并表达道德意见，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完全一致的见解早已司空见惯。笔者认为，批准权与执行权的集中，只是留置措施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得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审批权与执行权都应当分离的结论，恐怕过于武断。
